1991年的段建偉和段正渠，通過在中央美術學院聯合舉辦展覽的方式，走進了公衆的視野。他們就是後來被並稱為“二段”的兩位來自河南的“青年藝術家”，的確他們當時還算“青年”，段建偉剛三十而立，段正渠亦僅比前者年長三歲。

　　初識段建偉之際，你往往會被其憨厚而靦腆的外表所“迷惑”，亦如他在創作中時時流露出的那種心無掛礙的“純真”，其實段建偉卻是一個心思縝密的畫家，而且他有自己的原則，也有自己的目標。

　　90年代初期，‘85美術新潮的喧鬧雖則已經有所平息，然而“發生了那麼多事情，出現了那麼多的人物，對大家都是個刺激”，段建偉如是說。即便在‘85期間，段建偉“也亂試過不少的東西”，“但慢慢還是又回到了畫面上”，於是就有了90年代初的這批作品。

　　這些作品，絕無奇麗的幻想和精巧的語言，從表面上看也許還與法國稚拙派畫家有所吻合，即畫家都對“鄉土原生態”的繪畫主題具有某种的熱衷。當然，段建偉所關心的只是中國中原地區的土地，並以一種近距離透視的方式，來潛心猜度立於這片土地之上的那些凡人凡事。

　　“農民”，作爲重要的表現對象被引入了畫面，他們無疑成爲了畫面中的“主角”或“劇情中的主綫”。段建偉筆下的“農民”，不是那些被無限拔高的文化“軀殼”，也不是那些被精神抽離后的觀念“符號”，更不是居高臨下“從高空俯瞰”之后的模糊變形。畫家強調某種“平視”的姿態，因爲“我們跟農民都太近，農民情結太重”。

　　把自己也歸爲“農民”之列的段建偉，也以更深切的關心把“農民”和“農民”的生活環境聯繫起來加以描寫，而這種切近生活的描寫，最終引發了觀者對自我生存狀態更為實在的認識和反思。在一些作品中，辽阔的风景通常构成了人物的背景，它赋予作品以真正的时间感和地点感，同时亦使得整個画面更富于戏剧性，并充溢着牧歌式的情感。

　　然而，段建偉也清楚地知道，一旦這些源自“生活的感動”成爲了某种的“濫情”，那麽“可能的結果，就真是成爲了一個風俗畫家了”。於是，畫家的控制力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有意識地打破背景對人物的局限與約制，“对背景要求更高了”，“以更合适的背景來加强前边的人物”;一方面，又有意識地遠離純然“原生態”的描寫，“對田園生活的讚美顯然是不夠的，我想通過最平常的東西，一個事件、一個動作，一個道具，能表達出一種超出它之外的一種東西”，這就是畫家提出的所謂的“抽離”方式。

　　1991年北京展覽之後，段建偉一度由“抽離”的方式出發，試圖對樣式作出某些新的嘗試，然而不久畫家就“幡然悔悟”而知所放棄。因爲，段建偉意識到所謂“繪畫的純粹”無異于“烏托邦”，而“要說形式是繪畫的最終目的，我不太信”。在此刻，“抽離”的初衷導致了畫家在思考維象上的搖擺不定，然而段建偉認爲這樣的“搖擺”卻是有益而無害的，“這種搖擺一直是存在的，在這種搖擺中，慢慢地有些東西我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在整個90年代，即便段建偉也清楚最新的藝術發展，但他的繪畫語言依舊是那麽得粗手大腳而質樸無華。對於畫面，段建偉追求單純化的表現，畫家用簡練的線條勾劃出生動的形象，在運筆著色上畫家也關注色彩調子的微妙變化，以及筆觸在物象表現上的作用。畫家對於畫面的純化，還表現在對人物性情的集中刻畫方面，“画一个人不只是颜色和笔触，我一定要把另一种东西当成目标，画得能让这个人吸引我、逼视我”。爲此段建偉不惜採取了類似文學性的描述方法，他會更加關心那些細節，更加關注于個別人物表情細節的敍述，並將其充分地視覺化，這使得整個作品帶有了某种顯見的描述性。而在構圖上，段建偉也依據了形式結構的重量分配原則，同時也隨心所欲地在畫面上開闢空間，充分強調人物與景致之間的某種契合關係，畫面安詳而內斂，且洋溢出別樣的浪漫與詩情。

　　在段建偉始自1997年的創作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有關“小孩”的形象。畫家自己的解釋是“剛開始的時候是不自覺的狀態”，後來則變得有意識起來了。“小孩臉上光，比較好處理”，顯然只是某種的託辭，因爲無疑這與藝術表現技術的難易程度並無多少的關涉。“小孩有成年人有的東西，也有自己的東西”，這構成了“小孩”形象的獨特性，而“畫小孩可以讓我加上一些東西，他們本身的東西少一些，更容易把我加的東西呈現出來”，則似乎道出了其中的密奧。“我可以賦予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即是“我對孩子的認識，包括對自己童年的認識”，也正是在這種畫家的賦予過程中，產生了某種“感同身受”的情感媒化效應。其結果則是作品中的“小孩”形象仿佛具有了“成人”的性格與心緒，而與此同時，藝術創作也成為了段建偉對“童年記憶”自我喚起並與之相融相聚的心理空間，它將那些“掩蔽性”的童年記憶或者早已“碎片狀”的童年記憶，通過視覺性的拼接而逐渐清晰起來，这既是针對自我的精神關懷與情感慰籍，實際上也為我們每個人創造了共有的童年原型。而從這個意義而言，段建偉的作品中也就有著當下時流藝術所沒有的觀念特質。

　　正如段建偉對喬托、弗朗切斯卡等古代大師的那種刻骨銘心的喜愛，畫家對恒定價值的追求也已經成為了自我精神的某種守望。“當代藝術一直對我有影響的，我心裏也亂，也會做一些自己控制不好的嘗試，分寸感沒有了，但這一段很快就過去了，還是要找到更合適自己的東西、內容、形式。”現在的段建偉，已經不為時流所左右，甚至甘願為了自我的獨立而所謂的“邊緣化”。段建偉總是自嘲自己不是“當代藝術”中的人，也總是自謙地說“自己並不自信”，然而段建偉對自己藝術的那种堅守或許已經説明了一切。“你不是在做一個什麼讓別人看的，而是要面對自己，你早晚還得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時候才會真誠，才會樸素。”

　　“堅守，可能取決於性情，是骨子裏的東西”，也是段建偉知所放棄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