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进中央美院校门之时，父亲带我拜访了80岁高龄的刘开渠先生。聆听了老人家从艺的经历和对艺术独特、高深的见解以及对我们年轻人寄予的希望。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刘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大宽硕，有种无形的力量和威严，让人油然产生敬仰之心。当他说道：“雕塑家们都是埋头打石头，不善言谈和总结，缺乏理论，需要搞理论的多多研究雕塑，为雕塑家们说说话。我们老了，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一席朴素的话语，充满了一位长者的期待。他的和蔼可亲，如慈祥的爷爷般让人觉得温馨。听他讲艺术史时，会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那时我对自己的专业方向不明，几经先生的指点，顿开茅塞，立下了未来的志愿。当我即将踏出校门之时，刘老伸出了他的有力之手，使我有幸跟随在先生身边，目睹了先生走过的最后七年时光，亲历了中国雕塑事业痛失先生后遭受的割据纷争局面。他的陨逝，造成了中国美术事业缺少了一位胸襟如海的杰出领导者，也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巨大损失。

　　当我们面临各种思潮影响，面临殖民文化充溢，面临西方“舶来品”再次冲击时，回望过去，不难发现，我们在文化上与上世纪初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境，而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在经济上有着强大的后盾，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又面临价值观、人生观和人格及精神失缺的危机，面临数量与质量的问题，面临金钱考验，是做金钱的奴隶还是做金钱的主人的问题。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再次翻阅历史，可以看到，先辈们敏锐的超前意识和与世界艺术进行对话的勇气和抱负，特别是他们的作品给我们今天提供了“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不是个体无意识的本能性，也不是集体无意识的神秘性，更不是意识话语的权力性，它是民族魂魄中朴素、内在而永远毁灭不掉的东西，是时代遭遇苦难、直面苦难、反思苦难并超越苦难的内在禀赋。各种风格流派间的此呼彼应，互竞风流，开一代雕塑之先声，并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规模引进西方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各种表现技巧做了思想上的前瞻和铺垫。

　　刘开渠的一生是中华民族在整个20世纪遭遇的苦难之缩影。他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同呼吸，共患难，荣辱与共，紧密相连;他的艺术历程是我们寻觅20世纪中国雕塑惨淡、曲折、艰辛并渐显辉煌的历史发展足迹。

　　在“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结合的“民族与科学”时代，刘开渠奉行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求学法国，与同道者一起，共同将西方雕塑引入中国，形成了现代中国雕塑的雏形。和西医及电影一样，都是引进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是全球城雕发展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显示其整体性，又具有自己的叙事话语。他的出现标志着几千年打上封建文化、宗教文化深刻烙印的陵墓、庙堂寺观雕塑逐步退出舞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徘徊在西方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表述体系与中国的“以神写形”的表现体系之间，以民族传统为依托，自觉地寻找适用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叙事话语。尽管这种从西方模仿与移植的痕迹还很深，但与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相融合的印记却依稀可辨。毕竟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产物，他以浓郁的中国风采与国际雕塑话语进行对话，形成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发展个性的全新的雕塑发展时代。

　　在民族处于危难时刻，雕塑家们仍以炽热的爱国之心，用雕塑刀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树碑立像，让其精神永远留驻在民众心中。其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开渠。1934年他受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英雄业绩的巨型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一官一兵两个铜立像和四块以《纪念》、《冲锋》、《抵抗》、《继续杀敌》石浮雕组成，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中国第一座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纪念碑，也是第一座由中国雕塑家创作完成的纪念碑。有人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件伟大的雕塑作品，它产生于七·七事变前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能与《义勇军进行曲》引为同调的雕塑作品。”他创作的一批雕塑是在冒着敌机的轰炸，亲自翻制石膏模型和翻砂铸铜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时期重要的作品有1939年作的《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1944年作的《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亦名《无名英雄铜像》)、《孙中山像》和1945年作的《李家钰骑马铜像》等。特别是《无名英雄铜像》，在人物的处理上，艺术家大胆地将眼睛挖空，形成两个黑洞，使观者远远望去，坚毅的勇士形象顿显出深沉的感觉，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尊头像代表了刘开渠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更要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创作的《农工之家》，以作者全家为模特，采用圆雕与高浮雕、浅浮雕相结合的形式，表现了在战乱动荡中的工农生活，也是艺术家自觉意识下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的田园诗般的代表作品。此外，给刘开渠命运中带来灾难性打击的作品当属表现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蒋介石像》，尽管这两尊像只有一尊得以建立。这些激发国人民族意识，鼓舞民族精神的纪念碑作品，结束了自古只有文字碑、牌坊及物化象征性纪念碑的历史，开创了中国人为自已建造纪念碑雕塑的历史，这是刘开渠对中国雕塑事业的开拓性贡献。

　　新中国建立，结束了满溢神州的腐败和**、战争与动乱、愚昧和呻吟。新时代的朝气蓬勃，政府行为的参与，领导人士的重视是中国雕塑发展的最大推动力。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兴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是值得中国雕塑史大书一笔的：国家领袖题碑名;国家总理亲自执导并题碑文;碑体由一流的建筑权威梁思成设计;浮雕内容由史学界名流范文澜划定;浮雕由大师级人物刘开渠主持。几乎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雕塑家，他们是刘开渠、曾竹韶、王丙召、傅天仇、滑田友、王临乙、肖传玖、张松鹤，碑体总高度为37.94米，这是中国旷古仅有的。历时8年。这是高层次、高规格、高水准、高难度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新中国城雕建设的前奏与序曲。它典型的民族风范传达出宏伟、崇高、肃穆、凝重、挺拔。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反映中国人民近代史上革命斗争史迹的《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战游击队》、《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十块大型汉白玉浮雕，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风格采用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传统，融合了西洋写实手法。它是“纪念性与创造性的对立统一;雕塑形象的生动性与概括性的对立统一;吸收外国优良经验与坚持中华民族艺术风格的对立统一;爱国主义与反对因循守旧的对立统一。”(王朝闻)这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次壮举。

　　这座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了现代中国第一代艺术家群体的智慧，体现了中国大众的集体的审美意识，堪为中国城市雕塑建设典范作用的纪念碑作品，从碑体装饰的样式、题字尺寸的大小到浮雕内容的具体表现、统一风格等处理，均体现了刘开渠的组织、协调、专业等多种才能。十块浮雕中，他创作完成了《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巧妙地解决了这三块浮雕的受光问题。高低浮雕的层次错落，人物与环境、气氛的相互关系，渡江画面中众多人物的精心处理等，构成了一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交响曲的。这座最严谨、最认真、最完整的，不仅代表着50年代中国雕塑的最高成就，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雕塑史中的最重要的力作。刘开渠在此中扮演的角色无疑将是名垂史册的。

　　纵观刘开渠的作品，其雕塑风格是以三维空间的单体形式为基元，用形体块面造型，在观者与作品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个自足空间，给人造成一种感受效应，投合了人的敬仰心理。在古典手法的基础上，兼容了中国传统雕塑单纯、洗练的线刻手法，“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他塑造的人物没有夸饰的动态、激昂的气氛，而是选择朴实、平易但又十分具有典型的动作，在严谨、细腻的风格中强调整体感，情愫真切，突出内在精神，淡化起伏，割舍细节，做到精灼凝练，透露出古典式的纯净性，有如田园诗般的优美和谐与人道关爱之情，产生出一种亲和力和内聚力。从他的作品的表述语言上，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兼容并蓄新的整合。即使在各种风格、流派、手法纷呈的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作品，仍有新颖、超前之感。他是现代中国雕塑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此外，在法留学期间，他曾与吕斯百、常书鸿、曾竹韶等人发起组织留法艺术研究会，写了大量有关雕塑理论的文章，可以说刘开渠也是我国近现代第一位雕塑理论家。从1933年回国后应林风眠之聘，任教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我国的雕塑队伍培养了大量英才。他的出现，预兆了中国雕塑的复兴。

　　然而，可叹命运多磨难，刘开渠在中国文化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两次运动中，遭受了人性的极大摧残，两个健康的女儿先后成为了这两次运动的祭品。大女儿刘薇娜因为父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完成后提出成立雕塑院，将纪念碑创作和制作的艺术家及刚培养起来的第一批现代石雕艺人集中起来，成为一股雕塑力量，在反右斗争初期就被批为企图篡党夺权的“江丰反党集团成员”，成天忙于工作和检讨，而贻误了病情，在纪念碑落成当年因肾病不治，离开了人世，年仅19岁。小女儿刘沙平在文革中因为父亲早年创作的《蒋介石像》、《农工之家》都成为他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的重要罪状，甚至在法国参加扶轮社都被认为是加入了国际间谍组织等等，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承受了年轻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和精神折磨。在批斗完父亲的当天，因为准备第二天参加北京高校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游泳比赛活动，不幸遇难，年仅24岁。一双女儿先后的不幸去世，给刘开渠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更可怕的是解放前创作的无数作品因文革被彻底毁灭，使他遭遇了血与泪换来的成果被彻底废弃的灾难。然而，刘开渠对自己一生追求的雕塑事业从未丧失信念，毅然坚定不移，仍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的雕塑事业奔波、呼吁，身体力行。作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他的大量作品被毁，但他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中国雕塑事业的贡献不会因时间而泯灭，我们不会因他的离世而忘却!

　　当百废待兴，国运隆昌、社会的巨变激活了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和历史使命感。以刘开渠、曾竹韶等为首的一批艺术家积极倡导振兴中国雕塑事业，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新兴的城市雕塑纳入了发展日程。雕塑家们为了时代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艺术探索，呈现出五彩斑斓多样化、多种形式、多种观念、多种材料变化的局面。这与刘开渠的倡导和直接领导有着密切的关联。以刘开渠为代表的一批老雕塑家，他们大多赴西方留过学，艺术眼界开阔，修养和学养深厚，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这一代人的艺术风格大都具有古典的婉约。基本上从事艺术教育并桃李满天下，受到后辈和社会的敬重。即使在古稀之年，思想也不保守，对后辈的创新意识能给予客观的支持，在他们的努力和栽培下，建立了中国式的现代雕塑教育体系，形成了良好的艺术氛围。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术之风仍有学习和借鉴之作用。

　　上世纪初，刘开渠就提出了我们至今还在探讨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太贴近了人生，免不了浅;离了人生又无所表现，变成一种空的东西。所以真正的艺术，是非人生而又人生的。"指出了艺术与人生的内在关系。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和艺术谱写了他的人生。他与他同时期的艺术家相比，一生所承担的各种职务，使他担负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拥有了更多的荣誉，反之也带给他更多的灾难。他的人生是不平凡的人生，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充满坎坷的人生。今天举行他的纪念碑作品展览，从他一生创作的无数座纪念碑作品中，可以窥见中国纪念碑雕塑发展历程之一斑，给我们研究历史、研究雕塑史提供了形象佐证。尽管他的作品现存很少，也仍将在中国的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无愧于纪念碑大师之称谓，他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这一天来得太晚!从86毕业至今， 22年前的期待和承诺，经过了22年的锻练与磨砺，由一个懵懂的青年进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这个准备期显得那么漫长，又似流水般逝去，见证了中国艺术的改革开放，蓬勃发展。那些先辈们在上世纪初为中国现代艺术种下的秧苗，终于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的今天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当我们沉浸在喜悦中时，饮水思源，我们不仅怀有感恩之心，感念之情，更有继续完成先生未尽事业之宏图之志。

　　艺术的解放是艺术发展的总的趋向。人类的艺术史是不断探索的历史，也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历史。 其他艺术形式的快速演进，其他国家和地区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都会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封闭不是出路，对话方有借鉴，扬其长而避其短，为我所用，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驱动我们去进行多元化探索，才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必然道路。

　　回望·反思，重读经典。如果能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有所借鉴和警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样的展览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