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法国首都巴黎、在塞纳河南岸拉丁区，有一座雄伟、庄重的古典建筑——先贤祠。它是法国在大革命之后，革命领导机构决议将一个旧时皇家教堂改造成的“伟人”墓地。1885年6月1日为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举行国葬之际，将它定名为先贤祠，至今已有120余年了。先贤祠先后安葬了六十多位著名的伟人，其中有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巴尔扎克、居里夫妇等等，早几年《基督山恩仇记》的作者大仲马也迁葬如此。先贤祠正面高大的希腊柱上端的三角楣形浮雕的下面是通体的石刻文字：

　　共和国感谢伟人们!

　　需要指出的是，先贤祠中安葬的没有法国历史上显赫的王公贵胄、帝王将相，而是清一色的文化和知识伟人们。他们基本上是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后的文化英雄、思想大家和科学巨人。这些文化伟人站在民族和人类精神的高地上，以智性和善性的文化思想科学成果、和艺术烛照着人们，引领着人们。因此得以使法兰西迅速地崛起为世界性文明大国、文化大国。并且法兰西的文化英雄们还超越了国界、超越了历史，成为了永恒。他们的精神文化伟绩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资源，思想动力和情感激素。

　　如果用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的方法看，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大致相当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出现了很多伟人，其中的文化伟人和文化英雄在中国历史上也和法国的文化伟人一样光辉夺目。他们以自己灿烂和光辉的生命和精神伟力，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启蒙、解放、崛起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从龚自珍、严复到康、梁、谭嗣同;从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胡适，到陈独秀、李大钊;从梁漱溟、章士钊、熊十力到陈寅恪、朱自清;从闻一多、老舍到胡风、巴金……等等。

　　这就是孙建平创作《我的先贤祠》主题展的思想前提和历史思考。

　　然而以《我的先贤祠》作为主题词，分明还包括了画家另一层次的考量。这就是画家思想和精神深层的精神批判和文化反抗的意识。画家以深沉的思考和痛切追悼，加上杰出的才情奉献给历史和世人的是一曲为中国近现代文化英雄和伟大知识分子追思和招魂的悲壮交响乐章。

　　二

　　根据孙建平《我的先贤祠》的提示以及因此而得的历史警示，我们不妨顺着画家所开启的思想作一个历史学和社会学(包括政治学)层面的考察。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对待知识分子(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和创造者)一直存在着此起彼伏的二重线路;一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倚重和打压，一面是民间精神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与野、(包括雅与俗)的对立情绪。前者使中国的历史，愚民政策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这实质上是针对整体民众的。对于文化阶层则是恐怖和血腥的文字狱;而后者则在民众和市井中滋生并成长着所谓，被学者指称的流氓与圣人的对立情绪。这是中国精神文化史中极其黑暗和悲剧的一面，它的深层灾难是文化的价值对于**统治者而言一直是一种功利的器、是外在的需要。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苦难和整个民族(尤其是年轻的学子)在文革中由于“文化被革命”而处于的“民族狂欢”，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不是起于对知识分子的清算就是终于对知识分子的革命，于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意识中不知不觉带有了“原罪”的意识，这就将中国历史对知识分子的负面态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这是古代“文字狱”和愚民政治的现代中国特色。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家提出“皮与毛”之说，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乃至“白卷英雄”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于是曾经制造了“礼乐之邦”神话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的灾难，以及“流氓狂欢”的盛宴。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民主和科学(所谓“德学生”和“赛学生”)局面就完全断送了。中国历史进文化禁锢主义时代和非文化时期。

　　荒唐的现实颠覆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正面的传统文化法则——而变成知识分子是带有原罪的，他们天生的不洁、不好。这个结论没有论证，只有残酷的现实，它的逻辑公式就是：

　　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所以他们带有“原罪”，需要无休无止的改造，改造什么，按照逻辑公式——这无异于文化和知识本身是有罪的，所以知识分子需要彻底改造。

　　孙建平的《我的先贤祠》主题展，塑造的六十多位人物的形象，基本都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对中国现代文化作了杰出贡献的文化人士。对于这一段历史，按照历史发展形态的概说，应属于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亦即中国社会从**社会走入民主和科学社会发展的时期，如果是在法国这样的民主体制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要进先贤祠的。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批判和否定,一些活到了这个时代的人也被迫以自杀抗争而着悲愤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由于这个令人不堪的历史，使得中国历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鲜见能和孙建平《我的先贤祠》中描绘的人物比肩的大师(学术界称“四九年后现象”)。其中很多人物生命的年龄都活到了五十年代之后，但他们的文化活力和精神生命的火焰都黯淡了，熄灭了。

　　正由于这个惨痛的悲剧现实，使得中国当代有使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痛切的喊出：——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艺术家，孙建平多年来一直是将艺术当作追求自己的精神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事业。从审美的角度说，艺术就是他的“广义政治学”。他的生存经验和心灵经验使得他对中国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尤其近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由于这种思想的基础和精神准备，使他近几年一直有一种群像式的、历史性的、具有批判力量的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冲动和激情。作为一个在艺术上成熟的艺术家，他同时也知道冲动和激情只是艺术的起点，艺术表现和艺术力量最后的实现，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说就是合适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德国法兰克富学派的大思想家马尔库塞说：只有成为了自律的艺术之后，艺术才能和政治发生关系。以此来看孙建平的《我的先贤祠》，我认为他令人信服地做到了题材内容和绘画内容的完整性(实现了自律)。并且他的表现性绘画语言在这幅巨制中得到了拓进、得到了完善。这可以说是思想激励艺术表现的又一成功例证。

　　今天当我竚立在孙建平的巨制《我的先贤祠》面前，面对六十几位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文化大家和文化英雄，我受到的震撼和感染，我为画家的成功而欣慰，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孙建平对于历史作出了自己的交待!——他说了、他拯救了自己。

　　面对孙建平的《我的先贤祠》笔者还得到一个启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建构文化人格的同时，还要建构自由人格(独立人格)——这或者是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