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预感……”当代艺术展

　　“文学青年”，这个现在或多或少带有些贬义的词，其实是个非常中国本土化的词，在英语中，是没有意义对应的词的。对此，我个人一直以为那是80年代文学热所铸成的一个带有中国印迹的词。80年代是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人们在贫困之后极度渴求知识的年代，也是有大批诗人涌现的年代。到今天，倒是不乏不依不饶亦步亦趋追随西方各种时髦理论的学术明星，但是诗人在公众视野里已经越见稀少。

　　同样，如同当今世界由于传播媒介的发达而在本质上被品牌所领导了一样，在知识与文化界，这也成了个贩卖概念的年代。越是曾经落后，越是有文化断层，越是容易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髦，因为在心理上生怕落后。没有底蕴和积累，也不能有从容不迫的心态。所以，在这个贩卖概念的年代，很少有人还会想到以诗意为目的。这是我所揣测的黄专旨在浮华时代营造一些诗意的原因。

　　但谈及诗意，毕竟是拒绝分析的。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根基归于“人诗意地栖居”，可是若干年后，在他去世之后，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根本不懂诗，并且这也才是海氏如此推崇荷尔德林的原因。言下之意，伽达默尔认为自己要比海德格尔懂诗。其实我以为，这世界上有两类人最好不要去反对，一类是诗人，还有一类是哲学家。

　　在本次展览中，“诗意”、“预感”、“宁静的不安感”，这一切都在赋予一种不确定性。本次展览的作品，不少都同女性形象有关。很多都有一种貌似“集合人”的概念，如向京和崔岫闻的女人身体作品，她们真实又不真实，真实的是，它们是貌似具像的人，非真实的是，它们又好似泯灭了某一具体个性的人。再或是张春阳的油画，秦晋的装置等，凝固在这个“场”中的，都有些身份失落的悲哀，也带来了黄专所希望营造的那种“宁静的不安感”。来自印尼的艺术家雅尼的录像作品《婚礼》中，举着国旗的人们参加婚礼，新娘新郎举着抢，在音乐声中，个人、团体与国家在一场仪式中交织在一种狂欢的状态之下，具体的个人与团体也在这种狂欢的状态中直达了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层面上的普遍性。

　　艺术品是自足的，因为它是自由的。经过黄专所挑选的艺术家作品自足地陈列在那里，更可以在特定空间里营造出诗意。而我只能根据黄专提到的“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作一些自己的联想。

　　要应对“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其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其二，看什么是“诗人”?

　　如果说，海德格尔说“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是因为技术把人从大地分离，将神性驱逐出了人心。那么到今天，技术的力量只有越来越强大。麦克卢汉说，这个时代，财富的生产开始来自于信息的积累而非信息的内容。媒介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给人带来更大更丰富的感官享受。传播对受众数量的单一追求也带来了同质化。“善于跟风”的人成为聪明的获利者。信息爆炸也在考验人们舍弃的能力。

　　但是，我以为，对技术的拥抱并没有让这个时代变的比以往更加贫困。纵观历史，我们又能说哪个时代是尤为富裕过的呢?

　　写作“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的荷尔德林自1806年起精神错乱。其时，正是被与荷尔德林同在图宾根神学院就读过的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拿破仑在欧洲征战之时。1798年后，荷尔德林因情场失意，身心交瘁，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807年起精神完全错乱，生活不能自理。

　　1953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对荷尔德林里大加赞赏并称：“在这里，‘时代’一词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但这距离荷尔德林的时代前后已经过150多年。(且不论海德格尔在个人生活中倒向了反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倒向了纳粹。)

　　1988自杀的中国诗人海子在他自杀的前一年写作《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事后无论对荷尔德林或海子的介绍性文字中都会出现类似于“在世时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的字样)。到我们现在，距离海德格尔的时代又过了半个世纪，距离荷尔德林的时代则整整过了两个世纪。这是否依然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如果说贫困，那为何“时代”整整贫困了两百年?

　　如果“时代”可以整整贫困两百年，那是否因为我们自身贫困呢?

　　没有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黑格尔在他一生的最后一本书里写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海子也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其二，诗人、诗意与神性。

　　海德格尔赋予诗很高的地位，他说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真理乃是通过诗意创造发生的。海德格尔说“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神性是什么?它与诗意又有什么联系?为什么称“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的海德格尔会如此推崇诗意呢?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诗与历史的差别时说道，历史叙述个别的已发生的事，而诗描写可能发生的事，诗描写普遍性。人好像尤其在痛苦中才有诗意，无论是荷尔德林还是海子，尤其在他们为情所困时。人在孤独中就会想念起全人类，所思所想就会渗入普遍性的思考。而人在幸福中更多面对具体的自我。所以诗意往往都带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直指人性。而泛指普遍性的人性之时，也就带有了神性。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普遍性的感怀。

　　普遍性，正是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和海子口中的“大地”。我们不难发现荷尔德林和海子诗中的共同的对“大地”的热爱，海子说：“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上弥漫”，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子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里说：“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

　　但是，诗意关乎人类，关乎神性，但却未必关乎具体的个人。诗人，热爱真实，未必热爱现实;热爱神性、热爱人类，未必热爱自己的生活。结果，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我爱人类，但却不能去爱一个人。”

　　荷尔德林曾伤心地说“要是有谁看到你们的诗人，看到你们的艺术家以及所有那些还在尊重神灵、喜爱和保育美好事物的人，就会伤心。这些好人们!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异乡人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可是，为什么这些诗人、艺术家，尊重神灵的人，就是好人们? 几乎每一位诗人都对时代感到不满，他们好像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对时代不满。与之相反，鲁迅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